张代丰:我有一个“大鱼”梦

2018年04月10日 文章来源:台声网 作者:闫俊文 字号:
 
张代丰
 
    张代丰在将近30岁时,决定“下海”创业。从台湾成功大学附设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毕业服完兵役后,他做了10年印刷工人,他在印刷流水线上负责彩色印刷部分,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每天下班手上、身上都是五颜六色的”,他还做过电器行业的业务员。很辛苦吗?张代丰不觉得。“那个时候所有人都那么拼,所有人都在做同一件事情的时候,自己不觉得辛苦。”
    20世纪80年代是台湾经济腾飞的时代,台湾社会充满着一种朝气蓬勃、竞争上游的氛围。作为一名“外省人二代”,直到小学五年级,他还是学校里唯一一个不会讲闽南话的同学,颇受同学嘲弄。在他的记忆里,自从父母把家安在台南之后,生活就在温饱线上徘徊,上高中时,他和姐姐白天打工赚取学费,分担家里的房租,晚上读夜间部高中。
    对于张代丰来说,一年12个月轮回式的工作就是“泥潭”。他一直信服他所认识的一位“社会大哥”的“大鱼”论,并引之为自己的人生信条。“一条鱼要想长成一条大鱼,必须去海洋里,而不是在泥潭和小溪里。”台湾腾飞的时代大潮喷薄出绚丽色彩刺激着张代丰,在家人的全力支持和 “大鱼”梦的支撑下,他决定投身时代大潮。
 
台南的“灰暗地下”
 
    20世纪90年代繁荣的台湾经济催发着台湾民众的创业热情,对于一无资本,二无人脉的白手起家者,游走在灰色边缘则是实现“第一桶金”的最佳选项。张代丰创业起点是“地下有线电视”。
    在1993年台湾当局通过“有线广播及卫星广播电视法”之前,台湾的电视行业被三大电视公司垄断——“台视”“中视”和“华视”。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于信息以及影视娱乐的需求不断增长,其结果就是不断滋长的“地下有线电视台”的数量,一般民众将之称之为“第四台”,特别是在电视“解禁令”的前夕,“第四台”几乎成为社会上公开的秘密。
    他将创业的目标瞄准自己所在的台南市。从拉线、出售电视机到制作节目单,他都身体力行。20世纪90年代的台湾人喜欢研究股票,他就让自己的电视台白天播放股票行情,晚上则播放盗版影视、小剧场的千集录影带等。为了让听众提前知晓节目单,那时候技术达不到自动滚屏,他就让自己的家人参与进来,将节目单贴在牛奶桶上,半夜的时候,家人常常是一边打着哈欠一边转动牛奶桶。
张代丰至今记得当时电视行业的执法部门对于地下电视行业的打击程度,“抓到要坐牢,量刑很重,判刑好几年。”接受采访时,他甚至还可以说出当时“严打”时主政的官员的名字,并以“心狠手辣、作风强硬”形容其为人。
    快速发展的社会经济给予了张代丰成长的机会,他不断游走于稽查部门的勒索和客户的苛刻要求之间,他用年轻人的热血与梦想掩盖自己的筋疲力尽。“水混的时候,一条小鱼才有机会成长。”他时常告诫自己。缺少装线工人,他就自己去架线。稽查部门晚上行动,破坏了线路,他半夜出去维修,保证用户的正常需求。
    随着用户基数的不断扩大,依靠装修费以及每月的讯息费用,张代丰的“第四台”利润相当可观,月流水可以轻松达到百八十万元新台币。张代丰迅速积累了可观的财富。但是好景只维持了5年时间,随着1993年台湾当局“开禁”电视行业,大量资本涌入电视行业,电视行业被几大资本集团把持,再加上盗版市场的萎缩。张代丰的地下小公司摇摇欲坠,被挤压得没有生存之地。
    压倒张代丰的不是法律和警察的“严打”,而是残酷的市场竞争。他将自己的公司卖给了大集团之后,把目光投向了东南亚的泰国普吉岛,1995年,他带着未竟的梦想投身到秀丽海岛、异域风情与寡头黑帮、枪手暗杀的交织环境当中去了。
 
 
北京园博园台湾馆前的“浴火凤凰“
 
普吉岛历险记
 
    普吉岛在张代丰的印象里,没有美景、没有财富,只有一身的债务和险遭毒手的惊心动魄。
    进入90年代后半期,快速积累雄厚资本的台湾人就像是嗅觉敏锐的猎犬,到处寻找着资本市场的猎物。大陆以及东南亚地区是台商投资最关注的两个区域。普吉岛以其迷人的热带风光和丰富的旅游资源被称为“安达曼海上的一颗明珠”,使其成为著名的旅游胜地,也成为吸引台商投资的热点地区。
    普吉岛当地人丰厚的收入、旺盛的消费欲望和当地落后的基础设施让张代丰看到了机会。他通过调查,发现当地居民几乎家家户户都安装原始简单的卫星锅来接收电视信号,这种设备在台湾则是最原始的,只能接收8个电视频道信号,而费用则比台湾高昂得多。
    当张代丰找到当地政府想要做这笔投资时,他对于国外的投资显然缺乏谨慎的评估。
    “这个能赚多少钱?比我的两个五星级酒店还要多?”普吉岛的一个市长问到,他在普吉岛拥有近乎三分之一的土地。
    “你们当地有‘3个8’,装机8000元泰铢,看8个台,一个月800元泰铢。目前有上万户家庭使用。我们做这个装机2500元泰铢,看30个台,我们一个月收500元泰铢,假设有1万个家庭,我们月收入就是500万元泰铢。”张代丰显然已经做过了实地调查。
    当地市长的热情超出了他的预期,从提供店铺帮自己展销推广到利用关系网络打通地方关节,“他甚至发动电力局的人帮助铺设线路。”市长营造的“投资环境”让张代丰很满意。而张代丰将自己的全部身家押在了这里,包括先期的电视机、线路、接收器等等,他还用自己的信用和多年的社会关系“担保”了数千万资产。
    建设好的基础设施、空白的市场、当地政府的全力支持,似乎通向财富的大道已经摆在了张代丰的前面,但危险不期而至。“典型的地头蛇,市长只想自己吃下整块蛋糕,说白了,他不想分利润给别人。”张代丰说到自己遭到威胁暗杀的理由。
    1995年的一天晚上,张代丰离开泰国普吉岛时,他衣衫不整,慌慌张张,包里仅有几百元泰铢的现金,甚至头发还未干。因为司机向他“通报”这个消息的时候,他正在洗澡。
    泰国的阶级观念很重,老板之间谈生意吃饭,司机不同桌。但张代丰每次出去吃饭,他都和自己的司机一起吃饭。“很少人能这样平等地对待他们。”他说。或许是出于感激,司机在关键时刻救了他一命。
    张代丰将全部家当几千万元新台币的投资“扔”在了普吉岛,同时也将几千万元新台币的债务留给了自己。海外陌生的投资环境是台商最大的梦魇,张代丰铩羽而归。
    1995年,回到台湾,他变卖了自己的房、车以及其他有价值的东西还债,他的姐姐给他投资一家餐厅,结果效益不佳。创业7年,他重新回到了原点,成为了一条“小鱼”。
 
 
20世纪90年代的台南
 
投身大陆的创业潮
 
    1999年,36岁的张代丰踏上北京的土地时,决定重新创业。不同于其他台商带着丰厚的资金或者核心的技术来大陆“下海”,此时,他除了一身单薄的西装、兜里的3000元新台币、两只手提箱之外,其他什么都没有。
    张代丰的父亲是山东人,到大陆与其说是投资,倒不如说是回家。1949年,他的父亲随国民党退踞台湾,他至今嘴里还能说出几句山东话,“在大陆起码说一样的话,吃一样的饮食。”张代丰说。
    千禧年的大陆电视购物处于萌发状态,那时候网络还没有兴起,电视和报纸是人们获取信息的最主要媒介。吸取前期创业的经验教训,张代丰对“空白领域”的投资保持谨慎,不作假、不夸张是他投资电视购物广告的最大原则。
    2008年,广东东莞的台商朋友想要从事电视购物,他一路驱车到广东,25小时车程,历经6省累计行程2000多公里。他第一次切身感觉到大陆的“地大”。进入湖北省境内,一马平川,要不是有导航系统,他一度怀疑自己走错路了,“我看了好几回GPS导航来确认自己没有走错路”。
    回到台湾,他跟朋友说起“公路之旅”时,朋友满脸的诧异,嘴巴张得大大的。“他们始终想象不到2000多公里有多大,他们的观念里只有从台南到台北的400公里的格局。”
    2012年,北京园博园在丰台区建成,位于主题馆一侧的台湾馆颇引人瞩目。台湾馆占地6500平方米,设立产业展示区、绿色生活试验区、台湾环境体验区和综合功能区,涵盖了 “资讯长廊”“落瀑景观”“台湾映象馆”“少数民族文创生活馆”等14个展区。台湾著名艺术家杨奉琛还特地为馆区创作了“浴火凤凰”,雕塑以中国古玉图腾为创意衍生,象征天下和平,“台湾馆”一开馆,就在游客中引起了轰动,纷纷入馆参观。
    这是张代丰联合8位同行投资6000多万元建立的北京园博园台湾馆项目,“大陆各个省市都设立了自己的主题馆,连港澳都参与了,台湾不能缺席。当初投资的时候,大家就没想着可以赚钱,就想着可以为台湾做点什么。”
    年过半百的张代丰满头银发,在商海沉沉浮浮中,早就将他的心境打磨得古井无波,只是在谈到“大鱼”的梦想时,他才会表现出对以往岁月的感叹。
    满头银发的张代丰就像一位饱经风霜的爷爷一样,对现代台湾的发展和年轻人的忧虑,就像是担忧自家孩子未来发展一样。用他的话说,当20年前大陆起步发展时,台湾已经位居“亚洲四小龙”了,但是20年过去了,大陆已经引领世界了,台湾仍然在裹足不前,“台湾年轻人自说自话,沉浸在泥淖里不能自拔,他们完全失去了我们这一辈的锐气和韧性。”
    “成长为‘大鱼’了吗?”记者问。张代丰担忧自己身体的近况,常年的喝酒导致的脂肪肝让张代丰再也无法喝酒,甚至身体的其他健康指标也发出了警示。
    “我觉得那不重要,失败在我们这一辈人身上稀松平常。我一直以两件事情自豪,一个是经历台湾腾飞的时代;一个是见证了大陆引领世界发展的历程。”他说。
    或许在他看来,穷尽一生“大鱼”的目标也许没办法实现了,但他却经历了成为了“大鱼”的所有历程。结果并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