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为两岸民众福祉倾力打拼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现代史所台籍博士生吕柏良

2016年11月15日 文章来源:台声网 作者:程朔 字号:
     “我是台湾本省的闽南人,但是我从小是在外省人群里长大。可能因为从小生活在眷村的经历使然,我对于大陆的印象,对于祖国的形象,一直很‘有感’。后来更是因为学习研究清史与满族文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一脉传承完全了解。”
 
    “我父亲原在嘉义,母亲原来在宜兰。父亲到新竹清华大学念书后,就在新竹开门立户了。我从小在新竹长大,上大学、读研究生都是在台北,之后就来北京了,之间没有服兵役,原因是我太过于瘦小。我有个大我三岁的姐姐,现在父母身边。”
 
    吕柏良,祖籍福建龙海,学士学位是在台湾淡江大学历史系取得,硕士学位是由台湾政治大学民族研究所授予。大学二年级的时候,他由于受一位知名教授的相关课程的启发,开始对清史以及满族历史发生兴趣,之后投入专门的学习研究。
 
    2011年,吕柏良经辗转介绍,考入大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近代史所攻读博士学位,并将研究方向拓展至台湾地方史。接受记者采访时,吕柏良刚刚毕业不久,他现在最希望能成为一名博士后,继续从事学术研究。
吕柏良现在是中国统一联盟盟员。他告诉记者,这个身份要公开,因为他已矢志为延续海峡两岸“闽南人”族群的族群文化命脉出力,为两岸各族群民众的共同福祉倾尽绵薄并推动中国统一大业的完成。
       
    记者:当初选择到大陆攻读博士学位,这中间有些什么故事呢?
 
    吕柏良:我一直对中国历史,特别是清史跟满族史特别感兴趣。而台湾的学术界其实有些可惜,像我读硕士学位时所在台湾政治大学民族研究所,最早是叫作台湾边政研究所,师资力量与研究水平都很高。可是后来它不断地进行“转型”,尤其到2000年之后它竟然已经“转”到完全没有做中国历史研究的面貌了,几乎完全是变成台湾研究。我硕士生毕业后想进一步在本专业内深造,但在岛内历史研究领域受“去中国化”影响的氛围之下,只能通过考试到大陆继续相关学业。
 
    到社科院读博之前,我曾有个想法,认为“如果台湾终将离祖国而去,那么今日从事台湾历史的相关研究工作就毫无任何意义”,联想到台湾史学界的一些负面情况,我就一度非常排斥台湾地方史研究。所幸,到北京后,刘小萌老师鼓励我在研究方向上前进一步,我才慢慢接受从事台湾史方面的相关研究工作。当然一开始也确有承师命的意思,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也或许是因为从研习过程中挖掘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事,随着研究由浅入深,我的学习兴趣日益盎然了。说到这里还真是要感佩下业师独到的眼光呢。
 
    说起考试,记得当时是通过夏潮的那个代办机构。当时可以参加考试的地点有北京、上海、香港3个,我是去香港考的。考试有3个科目,包括英文和专业课,其中的英文考试并没有觉得很难,可入学后却听同届的大陆考生抱怨说英语考试好难!得知许多大陆学生都会因为英文卡关而考不进社科院研究生院。还真的搞不清楚状况,只是听说我们台生用的试卷以及评分标准确实会有些不同。从这个角度出发,也还真为大陆同学的学习精神与能力点赞。
 
    记者:看来,大陆同龄人给你留下了很不错的印象,具体谈谈看。
 
    吕柏良:首先我要说,5年时间下来,我做了一个决定,就是如果有机会可以留在这边从业的话,我会留在大陆。原因之一就是,我觉得大陆这边的这一代年轻人可能就像我父母那一代台湾人一样,真的是很努力的在学习,是比较愿意打拼、比较能吃苦的一代人。当然也是会有那种很会混日子的人,但总体而言,觉得大陆这边努力学习的人还是占大多数。相对来讲,台湾也是一样,努力的也有、混的也有,可人员比例状况是颠倒过来的,算是两岸诸项落差中的一个较明显之处吧。
 
    刚到这边念书的时候,社科院本身就是台湾人很少很少的一个地方,而且那时候大陆的社科院研究生院也还是一个不被台湾当局承认学历的学校。所以我来到这里之后就必须要忘掉你自己是台湾人的那种身份,积极主动与大陆同学多接触、做朋友,不能脸皮薄到不好意思。然后我就发现,同学们呢,其实都很好接触,能够很快地帮助我融入环境,完全不会有区隔不同族群甚至轻视少数人群的情况出现。感觉如今在台湾,以血缘、地域,或者其他多样标准区隔不同人群的现象就相对多一些了。
 
记得上大学时候,我在学校里面与大家还不会讨论太多政治方面的东西,尤其是关于大政方针方面的,即便偶有涉及,也大都是只与自己所在位阶或者人群有攸关利害的那些事体。到了这边就发现,大陆同学,不分男生女生,所关注的点其实还都蛮大的,他们对于国家民族的命运前途、社会大政方针方面议题的关注度相对更高一些。特别是女生在这方面有高度统一的情况,与台湾还真是很有差,岛内的女生往往相对会“小确幸”多一些啦。
 
    记者:已有女朋友吗?如果没有的话,未来会不会选择一位大陆女生做你的女友?
 
    吕柏良:一直忙于学业,所以之前还没有顾及到女朋友方面的事情。其实,台湾年轻人一般都很晚婚的。我现在找女朋友的话,会倾向在大陆女生中选择一位。我到大陆已经5年了,虽说是台湾人吧,但是已经完全习惯了在北京,可以说融入了大陆这边的生活,所以觉得选一位大陆姑娘组建家庭一同生活是件挺自然的事情。早有发现身边有许多两岸婚姻家庭,这其实也让我看到了两岸交流的发展。
 
    首先是深感婚恋这种事情,其实是其他另外因素都很难影响到的,当然包括任何所谓的政治因素。恰恰相反的是,就以现在海峡两岸男女的自由婚恋状态而言,它已经被称为两岸民间交流中最为意想不到的可以增进两岸同胞感情与联系的因素。比如就在不久之前,台湾民进党老将罗文嘉公开感叹说,“自己最心爱的女儿有一天很可能会爱上一个成天喊着要统一台湾的大陆男生,倘若如此有缘,则衷心祝福!”年轻一代的自由恋爱都已可以超越“统独”界线!我由此也在思索一个命题,就是海峡两岸的青年男女通婚,正在让更多婚姻双方融入彼此生活的地方,并因此消磨他们各自原有的“地区意识”,这绝对有益于走向统一。
 
    其次是对于两岸经济地位翻转的印象深刻。记得小时候,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吧,大陆姑娘愿意嫁到台湾的很多,为台湾的社会带来了颇多的“大陆新娘”,甚至还会听说有台湾男生花一笔钱去大陆或越南“买”一个新娘。现在完全听不到这样的消息了,大陆经济社会的发展速度快,大陆女生整体综合素质提高很多很多,比如我自己,甚至有时候会觉得身边不少大陆女生几乎会高不可攀。 
 
    记者:从自己专业的角度,对两岸关系发展有些什么样的看法?
 
    吕柏良:谢谢你们,我其实还是有点个人的想法要表达,算是抛砖引玉吧。感觉之前许多学者、机构在研讨两岸问题时,相对更重视从当代政治、经济和军事等视点着手多一些,而从历史和族群议题出发者相对较少。我觉得,如果能够在以下3个方面稍作调整的话,可能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是觉得之前相对于对国共关系的关注,对闽台关系的关注略弱一些。二是觉得之前相对于对日据和国民政府两个时代两岸关系的关注,对明清两代海峡两岸关系的关注略弱一些。三是感觉之前相对于对海峡两岸中华民族大情感的开掘和讨论,对闽粤等省移民小乡情的开掘和讨论略少一些。
 
    在治学过程中我考虑说,如果在以上3个方面稍做调整,则两岸工作在引起台湾地区广大民众共鸣方面,可能会效果更佳。调整的过程即是为岛内“去中国化”持续的推动设置阻碍,让台湾民众不再被轻易蛊惑;调整的路径,则可着力加强明郑以及清代台湾历史的发掘、研讨与表达、传播工作。
 
    我所在家族是清朝嘉庆年间,从福建移居台湾土地的闽南人,我就是“本省人”。我发现在岛内,前因割地和“白色恐怖”、后因两党政治恶斗,如今我闽南人族群文化中的正面部分,几被摧残殆尽;而其中负面部分,比如往往容易以地域、血缘等因素结成圈子盲目排外那样的做法却有传承甚至被利用,其情势发展,让人痛心疾首。就此,对于闽南人在岛内人数占优的情况,我觉得,就必须着力于闽台文化渊源、甲午战前两岸关系的研究与传播,以图匡正台湾民众特别是闽南族群(即本省人)的视听。
 
    就自己而言,我今后的事业重点就定位在为海峡两岸的“闽南人”族群延续其族群文化命脉,为推动海峡两岸早日统一这一两岸各族群民众共同福祉打拼。